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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琦 閔冬潮 著 陳密 譯 | 性別與腐敗——以中國為例
發布時間:2017-04-10 11:45:48  點擊次數:170次    [ 進入論壇]
 
2017-04-10 汪琦 閔冬潮 陳密 

  

摘要:近年來,一些女性以貪官或妻子(情婦)身份卷入貪腐丑聞的事件引發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但有關的學術研究不多。文章試圖填補在媒體關于女性腐敗的大肆報道和對中國腐敗學術研究性別忽略之間的空白。我們追問腐敗中的性別相關性,并探討腐敗是否應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性別化的問題。文章首先提供了一些涉及女性腐敗的例證并勾勒出女性參與腐敗的3種形式。基于這些中國的經驗,文章在介紹、提出各種理論的同時,進一步考察了性別在中國腐敗中扮演的角色問題上與這些理論之間的關聯。

 

 

  


一、引言

  近年來,一些女性以貪官或妻子(情婦)身份卷入貪腐丑聞的事件引發了媒體的高度關注。20129月,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與其他一些相關人員因腐敗落馬,他的妻子谷開來則因毒殺一位英國商人而被判死緩。20131月初,衣俊卿因其一位情婦將他們二人的事件公之于網絡而被暴露。衣俊卿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此后他因“生活作風問題”被撤職。衣俊卿并非個案。據英國《衛報》報導,“1230日的一個帖子爆料,云南省一個貧困縣的黨委書記購買了10SUV,和一群美女喝得爛醉”;“廣東省一個小城的副市長被下屬揭發與當地販毒團伙有染,從而丟了烏紗帽。還有帖子舉報該省土地資源局副局長擁有47名情婦,收受賄賂近2800萬英鎊”;以及“據中國媒體揭露,河南鄭州房管局原局長的女兒,年僅20多歲即擁有11套房產。她27歲的哥哥可能也有14套房產。他們一家目前正在接受調查”。《印度時報》引用中國人民大學一個報告說,“據查,約95%的貪官擁有情婦”。

  相比媒體頻頻曝光并著意突出腐敗中的女性,到目前為止,無論國內外,對中國腐敗的學術研究都鮮有提及女性與性別問題之間的關聯。一般的腐敗研究都在試圖“回答所有關于這些現象的問題:為什么發生(原因)、如何發生(模式、形式)、有何作用(結果、影響)以及如何控制(解決、糾正)”[1](P3)雖然認識到腐敗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擴展,但對中國腐敗的新近研究主要還是想確定這種發展的根源。[2](P293)根據這些研究,中國改革過程中腐敗擴展的原因被歸結為:(1)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價格雙軌制以及外國投資的注入,滋生貪腐機會;[2](P293)2)公務員收入增加相對較慢;(3)體制監管不力,致使腐敗滋長;(4)政治改革不完全,導致監督和制衡缺位;(5)對變化產生的腐敗缺乏道德觀念上的反省,以及缺少經濟生活所需的商業道德。[2](P294)這些研究中不僅完全沒有“性別”一詞,甚至連腐敗是不是個性別問題都還有待于研究回答。一方面是海內外媒體將腐敗中的女性當作熱點話題,另一方面是學術界的沉默,二者的對比促使我們思考下面一些重要的問題:腐敗在中國是否是個性別問題?性別因素對腐敗有何影響?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濫用職權和腐敗上,男女的角色/行為有何差異?女性是否比男性更為廉潔或誠實?男性官員是否比女性官員更容易受到腐敗影響?或者說,在中國反腐斗爭中,可以指望哪個性別是較之對方而言更為可靠的戰斗伙伴?

  本文試圖引入“性別”視角來追問、探討腐敗中性別的關聯性,理解腐敗問題的實質。本文意在彌合以性別——婦女為焦點的對腐敗的媒體報導與對中國腐敗的學術研究中性別忽視二者之間的空缺。文章將分為3個部分:首先展示中國改革過程中女性卷入、參與腐敗的一些例證,考察女性作為貪官或作為男性貪官的妻子(女兒、家人)等,特別是作為貪官的情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則是基于中國的經驗對女性在腐敗中的角色作一些理論上的探討。我們先介紹一些理論,繼而思考在解讀中國腐敗中性別的角色時與這些理論之間的關聯性。最后總結我們的發現以及對腐敗和反腐中性別角色的理論反思。

  二、女性參與腐敗的案例

  我們先來看一些女性卷入腐敗的案例。首先要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限于篇幅,我們無法詳細討論“腐敗”這一概念。本文所說的腐敗,指的是已被視為或通常被視為腐敗的犯罪行為,如典型的“以權謀私”。[2](P292)二是本文的研究基于實際的腐敗案例,而非跨國的腐敗統計資料。因此,目標不在于以統計數據討論腐敗中性別的確切比例。實際上,在中國很難找到這些統計數據。從常識判斷,因腐敗被抓的官員中,男性遠高于女性,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腐敗,因為男性官員腐敗高發要歸因于一個事實:在政治和權力職位上,男人遠多于女人。下面我們列舉的是婦女作為政府官員、作為男性貪官的妻女、家人以及情婦,直接或間接參與腐敗的例證。

1.女性作為政府官員參與腐敗

  不能否認,毛澤東時代也有腐敗,但在改革開放之后,“腐敗的形式、內容和特征都大為不同……”。[3](P59)在過去的30多年里,每年都有數以萬起的腐敗訴訟案件,這可以說明問題的規模和嚴重性。以1999年、2000年和2001年為例,腐敗訴訟案的數量分別為38382件、45113件和36447件,涉及縣級及以上的貪官數分別為2200人、2680人和2670人。[2](P304)由于這些數據并非以性別分類,因此我們無法查到這些腐敗案中性別的比例和貪腐數額。但從媒體已經披露的案件中可以發現,這些犯罪案件絕大多數是男性官員所為。

  但在近幾年的腐敗丑聞中,女性貪官也開始占據媒體報導的頭條,引起公眾高度關注。下面列出的是2000年以來,因腐敗罪遭到起訴的女性貪官的名單,她們是:張美芳、趙文娟、李啟紅、尚軍、楊秀珠、羅亞平、蔣艷萍、安惠君、潘玉梅、韓桂芝、劉光明、趙順義、靳紅、張改萍、勞德容、顧慧娟、董金亭。

  首先來看看女性貪官與男性貪官相比,在腐敗問題上有何特征。Dai在他的當代中國腐敗研究中將中國的腐敗歸結為幾種主要的形式,除了具有“其他國家腐敗的基本特征”外,還有“中國過渡階段的特色,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3](P61)具體包括:(1)一把手腐敗(即黨委或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腐敗);(2)人事管理腐敗,賣官鬻爵;(3)公共項目腐敗;(4)檢查監督權力腐敗;(5)集體受賄腐敗。[3](P61)所有這些濫用職權的形式也都明顯出現在女性貪官腐敗案中。首先,她們在管轄范圍內都曾身居要職,或是主要的決策人或是監督者。她們中的11人曾是崗位領導,即所謂的一把手,其余6人則曾位居副職(第二領導)。由于在決策過程中(至今仍然)缺乏制衡監督和透明性,在這些職位上的人通常都擁有集中且不受限制的權力,如此一來,腐敗行為幾乎就是這些陶醉其中的掌權者的必然歸宿。被定罪的勞德容是其中之一,作為深圳能源集團原一把手,她承認自己腐敗墮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居權位,手上的權力過于集中。

根據這些女性的工作內容,可以把她們分成4種類型,這樣可以看出她們擁有哪些具體的權力,這些權力又如何成了腐敗和濫權的根源。如表1所示,她們中間有5人曾是政府財政、金融部門各層級的一把手,可直接觸及公款,擁有最高的公款支配權。她們的主要腐敗方式是侵占挪用公款。有2人曾是原當地政府部門的領導,負責土地資源管理和城市基礎設施發展建設。她們犯的是典型的“公共項目腐敗”,即在土地和公共項目施工中收受賄賂,因而,土地使用和公共項目配置權已成為她們個人經濟收入的一個來源。其余10人則或曾是大型國有企業的主管,或曾是黨政機關的正副領導。她們在組織的幾乎各個方面擁有全方位的權力和影響力,從而也犯下了各種腐敗罪,如“一把手腐敗”、“人事管理腐敗”、“檢查監督腐敗”以及“集體受賄腐敗”等。例如,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利用人事管理職權之便謀利,在下屬的職務安排、晉升中收受財禮賄賂。她也并非孤例。她的一些下屬在向她行賄獲得升遷后,同樣也在他們各自的權力范圍內收受賄賂,賣官鬻爵。


1    女性政府官員參與腐敗的狀況

權力類型

數量

比例

財政金融

5

29%

國有企業管理者

2

11.5%

黨政正副領導

8

48%

政府土地基建項目負責人

2

11.5%

 

  這組女性腐敗的例子雖然沒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卻包含了當今中國黨政官員腐敗的所有本質特征因素。我們發現,只要腐敗的條件和機會具備,腐敗行為就沒有性別上的具體差異。換句話說,在腐敗行為中,貪官是男是女并無實質上的區別,區別的只是權力。腐敗的一個核心要素就是權錢交易,無論是侵占公款還是行賄受賄,以及中國近來的大部分腐敗案,都表明了不管掌權者是男人還是女人,權力不受限即可導致腐敗。(這些腐敗案中男女官員的惟一區別或許在于,女性貪官會以性賄賂來獲得權位。)腐敗既然依賴權力和關系到如此程度,那么大部分腐敗案中都有女人出現就只是意味著,這些女人已被擢升到實權職位,在龐雜的關系網中站穩了腳跟。據統計,在中國的腐敗案中男性貪官占了絕對的多數,但這不能證明男性比女性更為腐敗,而(仍然)只能說明男性在權力和權力職位上的優勢地位。

2.女性作為情婦參與腐敗

  雖然在腐敗行為中性別是無關緊要的,但它卻能有效地解釋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的腐敗模式的出現,即權力、金錢和性三者之間變換的成因。幾乎所有見諸報導的腐敗案件都包含這3個元素。不法官員通過權力尋租大肆斂財,有錢之后就揮金如土,滿足私欲和虛榮心。除了物質享受和娛樂消遣,(婚外的)性成了物品之外新的獵取對象。[4][5][6]這些不法官員一旦手握重權,名利俱占,便一頭扎進新興的性市場,不擇手段地“消費”女人的身體。[7]有些人逛妓院,找應召女郎,甚或嫖宿站街女,有些人則引誘身邊的女下屬,但大多數是找一個或數個年輕貌美的女子做情婦,過著事實上的一夫多妻生活。年輕漂亮的女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權勢男性的新裝飾品和他們地位的象征。[5][6][7]

  考慮到改革開放后席卷中國的那股“性開放”和“愛情革命”,[8][9][10][11][12]情婦文化和雜亂的性行為本身未必會導致腐敗行為。但腐敗丑聞和性丑聞既已發展到了相生相伴的程度,也就需要了解一下在中國官員中廣為傳播的情婦文化,以便理清權力、金錢和性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性別與性別關系在腐敗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個問題關系到男官員的“經濟資本”以及他們增加“經濟資本”的努力。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解放的”性市場(以及相應的行為)中,經濟地位成了男性最有力的獵艷手段,這使得男性在家庭之外獲取性快感的渠道和能力都有了不同之處。當港臺的中年商人發現自己在中國大陸的性市場上擁有“超強”的購買力之后,他們就開始與包養的情婦享受魚水之歡,時間或長或短,[13]外國的白人在吸引中國年輕女孩上也有優勢,他們在, 尋求跨種族的性刺激(不以婚姻為結果導向)上樂此不疲,因為“他們在文化和經濟上擁有的資本——他們可以負擔的那些消費標準、他們可以給中國的早期夜生活帶來的那種消費世界的快感”。[14](P80)政府官員所能擁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權力,即所謂的“政治資本”。但是他們可以通過權錢交易,將無形的“政治資本”轉化為有形的“經濟資本”,從而成為性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買春者。

  因此,貪官中的情婦文化不僅表明了道德的淪喪、情欲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體面,它無疑也是腐敗中金錢與性不可分割的關系的表征。如果貪官在工資之外沒有其他收入,也就不可能給情婦提供豪宅和高級消費品,更別說包養了。然而腐敗與情婦之間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關系呢?在某些案例中,是對美女的占有欲驅使不法官員追逐金錢以提高負擔能力;在其他的案例中,是不法官員在外包養數量不等的情婦來揮霍他們非法聚斂的錢財;有些情況下則是二者皆有。此外,如最近的衣俊卿案所表明,貪官還有一種索賄受賄的方式:同時占有年輕女子的性和金錢,作為交換,他們以手上的權力為女性提供幫助或保護。

  在給有權或有錢的男人投懷送抱當上情婦的時候,現在的一些年輕女性在腐敗的生態鏈條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們或直接或間接地卷入到她們的包養者的腐敗事業中去了。了解了最近那些主要的貪腐案,我們可以把情婦在其中的作用歸納為以下3點:(1)有的女性以身體/性換取金錢和物質產品。她們與貪官達成一種“性契約”,以性關系換回大量錢財和各種物品——從房子、汽車、珠寶到豪華俱樂部會員和節假日旅游。她們通常可被稱為“掘金者”。她們在這個貪腐生態鏈上的角色主要就是吸納并揮霍不法官員非法聚斂的錢財。2)有些女性則是野心勃勃。她們與貪官達成“性契約”,不僅是想獲取物質產品,而且還通過政策優惠和保護來攫取私人利益并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種人可被稱為“弄權者”(在“掘金者”之上)。她們在這個貪腐生態鏈上的角色,除了吸納并揮霍不法官員所非法聚斂的錢財之外,還繞開法律和法定程序謀求特殊待遇。這其中的一些人通常都與很多貪官有關系,在自己的身邊構造了一張巨大的關系網,她們則是這個關系網里面互惠互利和權錢交易的核心。3)一些情婦成為貪官的搭檔,在貪腐中起了直接的作用。她們不但為情夫的非法斂財活動提供精神支持和實際的幫助,還合作參與收受賄賂、挪用公款。11

3.女性作為妻子、母親、女兒或家庭其他成員參與腐敗

  在當下的中國,腐敗并非孤立的個體行為。一些貪官“很顧及家庭和社會關系網中的其他成員”。[15](P88)為了照顧他們所關心的人,不法官員就“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踐踏法律法規”。[15](P88)最常見的就是男貪官(這是主導的方面)及其配偶共同實施腐敗活動。夫妻緊密合作是近來公開的幾乎所有主要的貪腐案件的一個特征。正如公眾對貪官妻子卷入腐敗一事所說的:“每一個貪官的背后都有一個貪內助。”12貪官妻子參與腐敗的方式有以下典型的幾種:第一,利用丈夫的職權給下屬、商人等提供幫助,然后要求錢財回報;第二,唆使丈夫受賄,以提高家庭或孩子的收入;第三,保管、處理丈夫非法聚斂的錢財;第四,壓榨丈夫的下屬,索以貴重財物。13夫妻雙方通常像團隊一樣緊密合作,丈夫在臺前以“廉潔”、“誠實”的公仆形象示人,妻子則在幕后收受財物。在一些貪腐案中,貪官需要妻子的協助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慮——讓妻子去受賄比自己動手來得方便、安全。

  在過去5年的貪腐案中,夫妻一塊落馬的不在少數。一個轟動的例子是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的妻子章亞非(馬向東于2001年因犯貪腐罪被判死刑)。141998年成為沈陽市副市長到被控貪腐,馬向東的受賄金額高達3000萬元!其中約68%的贓款是在章亞非的協助下積累的。起初章亞非只是幫她丈夫保管錢財,后來她就開始親自撈錢。作為一個有權勢的男人的妻子,章亞非經常在家接待訪客(托請人),她的格言是“有事沒錢莫找來”。在馬向東被關押到秘密的地方后,章亞非向許多官員和辦案人員行賄以打聽丈夫的消息,共有8人因收受章亞非的賄賂而被判刑。最后,章亞非本人也鋃鐺入獄。15另一個例子是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之妻韓桂榮,她因卷入貪腐而被判10年徒刑。16

  另一類女性是作為女兒、母親等家人卷入腐敗的。例如,最近網上有帖子“指控河南鄭州房管局原局長的女兒,年僅20多歲即擁有11套房產”,這個年輕女孩“27歲的哥哥可能也有14套房產”,“這一家人目前正接受調查”。[16]2007年起,“裸官”一詞在中國傳開,這些官員大都通過各種手段貪污了巨額財富,把家人送到國外后,他們也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安全的地方。據中國的網絡消息,由于無所顧忌,“裸官”們在斂財的時候會更貪婪也更惡劣。許多“裸官”在貪腐案發之前就已逃到國外和家人會合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貪官的家庭和家人已從貪腐經濟中受益良多,成了貪腐溫床上的新貴。據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估計,截至2013年,中國約有118萬“裸官”,這些“裸官”包括行政機構領導、地方官員,還有很多國企領導。17從各種報道數據來看,在這些裸官中,男性占了極大的比例。

  三、性別與腐敗的理論

         總體而言,關于性別與腐敗的理論可分為兩個派別:一個可稱為“理想派”,另一個則是“現實派”。“理想派”認為,女性更有道德、更具責任感,因此更少腐敗或更加不能容忍腐敗行為。[17][18]這一派的研究指出,“女性較少參與腐敗,更加不能原諒受賄”,“在女性占多數的地方,如政府、機構以及包含大量勞動力的組織中的基層崗位和高級職位,腐敗也更輕微”。[17](P25) Dollar等人的研究也“發現低腐敗值與議會中相對更多的女性數量有著極高相關性”,[19](P93)這就表明“女性可能有更高的倫理行為標準,并且更關心公共利益”。[18](P427)這一觀點在世界銀行2001年的報告《以權利、資源和聲音的性別平等促進發展》中也清楚地反映出來。該報告認為“在女性擁有更多權利并參與更多公共生活的社會,商業和政府會更加廉潔,經濟也更富生產力”。[20](P139)

         在“現實派”看來,把女性當作“更公正廉潔”的性別的看法是一種神話。“現實派”也極其質疑關于女性的腐敗減少效應和女性廉潔的假設。EsareyChirillo研究發現,“證據表明,性別與腐敗之間的關系因制度環境而異”。“在腐敗飽受指責的地方,女人比男人更不能容忍腐敗,也更少參與腐敗。但如果有政治制度的支持,‘腐敗’行為作為統治的一個常規部分的話,那么就不存在腐敗的性別差異”。[21](P24)Alhassan-Alolo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腐敗的機會與網絡得不到限制,那就不能證明公共部門中的女性會更少腐敗。而且,性別體系——過去常用它來證明女性腐敗行為的傾向更少,更容易融合到集體中去——自身恰恰可能成了女性腐敗的根源,因為性別角色正是女性試圖要去達成的。”[26](P227)Sung認為,“對資源和影響力的控制使得腐敗變為可能且充滿誘惑”,“理論上,婦女解放引發的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并不會改變腐敗事件總體上的盛行,因為腐敗的動機和機會在總的層面上是不變的”。Sung甚至預言:“隨著政府中任命和選舉出來的女性官員比例的增多,女性官員腐敗的數量也會增加,同時男性官員的腐敗數量會減少。”[20](P140)

         中國的這些例證表明,女性確實會——如果不是以同樣大規模的數量,至少會以極其相似的方式和行為模式——參與腐敗。中國的各種腐敗案例證明,假設女性是政治上“更廉潔公正”的性別——正如“理想派”所設想的——乃是一種沒有經驗支撐的神話。只要具備機會和條件且同樣缺少監管,掌權的女人也會像男人一樣利用公眾賦予自己的權力謀取私利,在權力周遭的女人也的確會利用親情關系或權色交易使經濟利益和政治變現的利益最大化。這樣一來,雖然有如2001年世界銀行報告所描述的,中國已使婦女參與了更多的公共生活,但擁有一個廉潔政府的前景離我們仍然很遙遠。就中國而言,“女性越多——腐敗越少”的關聯只是個錯覺,并非現實。

         但是為了解釋、理解當今一些婦女作為貪官以及作為男性貪官的妻女、情婦參與、涉及腐敗的程度,我們需要有理論來闡述驅使個人不同程度上涉入腐敗的各種機制。換句話說,需要尋找一種理論范式來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的社會轉型階段中,女人的腐敗性不見得比男人低,為什么腐敗中不存在如“理想派”理論所設想的那些性別行為差異。這些解釋理論可以在兩個層面上加以確定:(1)語境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發現轉型經濟理論有助于理解為什么在改革的中國會有這么大規模的男女都卷入的腐敗。根據這些理論,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得人生目標和社會、政治控制的程度都產生了變化,生活和社會流動有了一個全新的整體背景。例如Zhang認為:“當中國共產黨對‘社會貧困’青睞有加的時候,社會限制相對較強,機會相對較少,貪腐的動機也相對較弱。但隨著中國轉型到市場經濟,提倡‘致富光榮’后,在舊的政治控制手段失效的情形下,權力成了‘窮’官致富的主要手段。官員貪腐泛濫正是‘社會失范’的反映。”[27](PP33-34) IwasakiSuzuki也指出,腐敗“在經濟轉型時期變得更為普遍了”。[28](P54) 2)制度/文化層面。這個層面的理論假定是,當腐敗行為“成為政治體制所認可的統治管理的一個常規部分時”,[21](P24)比如說,當中國的“集體貪污”與“組織腐敗”成為普遍現象的時候,[1][29]當社會文化突出“個人關系網、互惠互利和送禮”的重要性的時候,[2](P294)腐敗中就不大會有性別差距,只要有機會,女人也極有可能參與腐敗活動。在此,我們發現了3種理論來說明制度性腐敗文化的影響以及女性個體的行為。

  一是DAO理論。這個理論源于犯罪學領域,被用來解釋“個體參與犯罪行為的過程”。這個理論提出,“犯罪行為的機會及其所處的關系網是個體參與犯罪的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實施犯罪者不但有機會與容忍犯罪行為的人經常接觸,而且還有機會去實施犯罪”。[30](PP77-79)[26](P229)二是社會角色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個體(公務員)的行為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個體對其所處職位應有的恰當行為的認知;個體對他人對其職位角色所抱有的既定期望的感知;個體在偏離該期望后所感受到的角色壓力和對懲罰的恐懼”。[31][26](P229)三是性別角色理論。這種理論指出,女人之共同參與腐敗,可能是因為她們“在遵從腐敗的既有規則上感受到更大的壓力”。[21](P2)她們“厭惡因違反政治規則而產生的風險”,因為“由于性別歧視,較之男人,女人違反制度規則是件更具風險的事”。[21](P24)

  雖然這些理論對女性為什么會腐敗提供了一個較為可信的解釋,但其關注點主要還是外在的大環境及其對女性個人的影響。我們認為,要想對女性在腐敗中的角色有個更全面的解釋,就需要一個個人層面的理論來把握腐敗參與者的“中介”的這個方面,并理解女性個人在面臨腐敗時參與與否的選擇。即是說,我們認為一些女性參與腐敗不僅是腐敗環境下的被動影響以及女性個人對環境的強大影響逐漸妥協的結果,我們關注的是,是什么使得婦女——無論是作為政府官員還是作為男性貪官的家人或情婦——參與腐敗,而且腐敗的后果大都很嚴重?腐敗對她們意味著什么?她們在各種腐敗行徑中要達成什么樣的目的?

  我們在此提出一個“混亂的資本/資源獲取”理論來解釋像在中國這樣的經濟轉型國家中,被動接受腐敗環境的影響與主動選擇參與腐敗行為二者之間的關聯。我們說的“混亂的資本/資源獲取”是指,因經濟轉型造成的資源向富人、男人、有權人流動的準無政府狀態以及資源分配中有效控制的缺失。這個理論有兩層含義。對女性政府官員來說,這意味著,她們惟一的機會可能在于,抓住一切違法機會,無論是什么,到流向男性貪官口袋里的經濟資本和各種資源里分一杯羹。對大多數女人來說,性別歧視和女性就業市場的性化特征阻礙了她們擁有與男人一樣的平等的職業發展和大致平等的致富機會。這使她們轉移焦點,利用個人性的策略和女性魅力換取她們本該在就業市場獲取而未能的經濟收益。對她們來說,與男性貪官結盟是擁有舒適體面生活的捷徑。

  在這一點上,“性資本”理論對權—性—錢交易之間聯系的看法更具洞見。性資本“指個人在一個領域內以性為中介用來獲取地位的資源、能力及稟賦”。[14](P75)根據Davis的觀點,“性吸引力”作為一種價值,“可用來交換經濟和社會利益”。[36](P324)在雙軌制中,“通常是女人以自身的魅力換取男人的金錢”,因為“男人比女人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37](P110)社會、經濟地位與性吸引力之間的交換雖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也存在,但在改革時期,它更加公開和普遍。市場經濟的發展裹挾著性革命,[8][9][10][11][12]使性和性吸引力資本化,性和性快感成了商品待價而沽。[13]與此同時,男人的性能力和購買力也因為經濟、政治資源在手中的快速積累和集中而大大增強了。政府官員通過受賄、尋租、侵占公款及其他貪腐行徑一變而成為新貴,繼富商、文化精英、既富裕又有情調的外國人及海外華人之后成為性市場上的新寵。[14]

  那么腐敗與性別有何關聯?以上述理論為視角,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腐敗案例中得出什么結論?一方面,中國的腐敗證據表明,腐敗中沒有性別上的行為差異,這就反駁了女人比男人更不傾向于腐敗的說法。我們認為,既然腐敗比較普遍,那么貪官在抓住機會大肆撈錢時也就不分男女。但另一方面,在政治經濟資源依性別劃分而極端分配不公以及在新市場經濟中性別關系重組的情形下,中國社會的腐敗又的確是個性別問題。由于男性官員在黨政職位上都占優勢地位,并通過貪腐活動攫取了巨額財富,于是他們又以監守者和新貴身份加強了個人權力。男性官員手上的政治經濟權力之集中與女性在市場經濟中的劣勢地位及年輕女性“性資本”的上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中國腐敗案例中展示出的情婦文化有賴于兩個方面:一是男性官員的政治資本及其因腐敗搜刮了不義之財而擁有的超強經濟“購買力”,二是年輕女性通過與政府官員訂立性關系契約而占有物質產品和滿足個人嗜好。因此,在當前中國,一些女性之以政府官員或官員家人、情婦的身份參與腐敗,不僅是腐敗環境下的被動影響的結果,而且還是她們個人為分有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而作出的主動選擇。但我們說的腐敗是個性別問題并不意味著其中性別的角色是固定的:一頭是有權有錢的男性官員,一頭是年輕漂亮的拜金女郎。這個位置是可以以其他形式變換、顛倒過來的。中國就有一些案例是年輕帥氣的男子給(或“被迫”給)有權勢的女貪官提供性享受。但在中國市場經濟下,資源流動呈現性別化的總趨勢,其中男性是最大的受益者。

  四、結論

  本文考察了一些女性作為貪官和作為男性貪官的妻子、女兒和情人參與腐敗的丑聞,也討論了在中國語境中腐敗的性別相關性。研究旨在填補對女性參與貪腐的媒體報導、揭露與至今對中國腐敗的性別和性別相關性學術研究缺席之間的空白。由于缺乏國內系統的以性別為區分的腐敗數據統計,我們沒有研究男女腐敗或二者對比的統計性趨勢。總體感覺是因腐敗被捕的官員中,男性遠多于女性,但這應該是由于男性在政治權力和政府職位上的優勢。雖然關于(在中國)哪個性別更“廉潔公平”的問題應該先放一邊,等待更多的證據和進一步的研究,但我們的研究發現,腐敗行為中并沒有顯著的基于性別的差異,因為主要的是那些女性官員腐敗案與男性官員腐敗案的特征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腐敗的官員是男是女并無區別。在一個權力監督制衡至今仍然薄弱的制度環境下,握有實權的女人一樣會濫用權力、墮落腐化。女性腐敗案相對較少未必說明女人比男人廉潔,而毋寧說明了女人在政治上的邊緣地位。

  然而,通過考察一些婦女作為男性貪官的妻子、女兒和情婦參與腐敗,本研究確實將中國社會的腐敗看作是一個性別問題,并且通過分析表明腐敗具有性別相關性。這主要是因為財富日益集中于政府官員的手上(主要是男性)以及女性在轉型經濟中的劣勢地位。這樣,腐敗就典型地涉及權—錢—性交易:男性貪官以權力、名望和金錢換得性享受和對年輕有魅力的女人的占有,一些女性則利用自己的“性資本”(或情色資本)換取金錢和物質享受,即她們夢寐以求但在別處可能難以得到的體面生活。因而,幾乎在所有腐敗案件都展現出的情婦文化反映的正是男性貪官在性市場上的超強“購買力”與年輕女子致富欲望的相互滿足和匹配。通過與有權又有錢的(通常是腐敗的)男貪官結盟,一些女性不但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經由揮霍貪官聚斂的錢款來維持腐敗的生態鏈。我們接著考察了一些性別與腐敗的理論,以此解讀婦女之參與腐敗。在對語境和制度這兩個層面的環境影響有所認識的同時,我們也提出了個人層面的解釋,亦即把婦女的角色明確視為“中介”。我們認為,在當前中國,一些婦女(以政府官員或男性貪官家人、情婦身份)參與、涉及腐敗不僅僅是腐敗環境下被動影響的結果,而且也是她們個人為轉變經濟資源流向和在轉型經濟中分一杯羹而做的主動選擇。

 




注釋:略

[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1.汪琦(1956-),女,南丹麥大學設計與交流系中國與中國文化研究副教授。2.閔冬潮(1953-),女,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教授、性別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客座教授。3.陳密(1979-),男,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別文化研究。

 

本文選自《婦女研究論叢》2014年第4期第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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